河南人很苦,苦难里开出花来

河南作家笔下的河南,有一群坚韧、顽强的河南人,他们是一亿河南人的缩影。本文由 @豫记 原创发布于正观新闻正观号。未经许可,禁止转载。中原大地是孕育作家的沃土,河南确实有好作家,刘震云、阎连科、李佩甫、李凖、梁鸿、周大新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擅长将故乡跃然纸上。在b站今年的五四视频《不被大风吹倒》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说,越是困难的时刻,我们越需要文艺作品来直达心灵。河南作家笔下的河南,有一群坚韧、顽强的河南人,他们是一亿河南人的缩影。小说《黄河东流去》插画夏夏、西瓜| 撰文西瓜| 版式01李凖:《黄河东流去》面对苦难,人有多坚韧▼黄泛区,至今仍是河南人不忍提起的伤痛。故事的背景就发生在1938年,蒋介石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受灾的7户农民背井离乡开始了迁徙。决堤的黄河水从空中咆哮而来,不免想起去年暴雨时的场景。面对天灾人祸,旱灾、蝗灾、大饥荒、日军入侵中原等,他们坚韧挺过,相助、求生、挣扎、坚持、最终回归故土。这样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却并不沉闷,每个人都活生生的。贯穿全书的大婶李麦,乐观、热心、有主心骨,智慧通达的徐秋斋大爷,破落户四圈,小毛病不少,却不乏侠义,走了桃花运……1942年,作者作为流亡学生,随同大批黄泛区难民,由洛阳逃至西安;1949年,由于工作,第二次到了黄泛区。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他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也如他在后记说的,“会不会有新的浩劫?答复是肯定的。但历史的车轮总是要前进的,谁也阻挡不了,浩劫仍然会被战胜,困难仍然会被克服。”02阎连科:《日光流年》硬抗命运的碾压▼在耙耧山脉深处,有一个被诅咒无人可以活过四十岁的小村落,一般三十五岁之后喉咙随时可能肿大,不停生长的同时伴着剧痛,直到滴水难进。这个村庄仅有司马氏、蓝氏、杜氏这三个姓氏,又被外界称为三姓村。在三姓村听到最多的玩笑话,就是“狗最多也就活十几年,我们至少还能活三十多年,该知足了”。但三姓村人并未就此认命,对命运的抗争也从未停止。为了让三姓村延续下去,三姓村的村长和村民都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先后几任村长在寻找治疗喉堵症的方法,第一任村长杜桑鼓动女人们多生孩子;司马笑笑让村民多吃油菜;蓝百岁声称吃新土种出的粮食不会诱发喉堵症。但显然都以失败告终。书中的灵魂人物,胜任村长的司马蓝,动员全村人用生命和尊严修通水渠。最后河水伴着刺鼻恶臭流到每个村民面前,还是没能带走命运的诅咒。而下一任村长是谁?还会向命运抗争吗?“还是永永远远地活着好,司马蓝想,哪怕吃得不好,穿得也不好,又得天天扛着锄锨、担着箩筐,箩筐里装满了泥粪下地干活,只要能活着就好。”03周大新:《走出盆地》大起大落,却从不认命▼“走出盆地”意识,本身就存在于三面被山环绕的南阳土地上。想来作者拟这个书名,也在无形之中暗示了小说的走向。邹艾,她的名字很普通,取自家门口最常见的艾草。或许,她的命运本该像她的名字一样,平凡的地度过一生,可她偏偏不甘于草芥一般,自生自灭。“到外地去,天大地大,机会也许更多,机会更重要。”于是,挣扎、奋斗、抗争、她真的走出了盆地。然而,生活是残酷的,过分地不顾一切,也使她付出了代价,青春、爱情、婚姻,甚至生命的本真……20年后,邹艾异常坚定地要在盆地中拓展了自己的事业,可此时已经成年的女儿茵茵却走上了她年轻时的道路,走出盆地。南阳盆地在周大新笔下,出生于盆地中的农家女性已经不再单单是小说中的个体,而是一个带有地域民俗色彩及文化意味的形象群体。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在于,作者同时讲述了三个平行时空的故事,盆地人的命运似乎在一个又一个怪圈里恶性的机械循环。04李佩甫:《黑蜻蜓》乡村的召唤,人性中的美好▼豌豆偷树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豌豆偷树在河南方言中就是指布谷鸟。在李佩甫的小说里,地道的方言并不少见,他总能把乡村生活表现的淋漓尽致,读着读着彷佛一下子回到了老家。《黑蜻蜓》的主人公二姐,于苦难中出生,承受着物质的贫困,一生为生存忙碌,最终又死于苦作。她经历了几乎所有的人生苦难,她是最应该抱怨的人,但她总是默默劳作:“天下雨了,她承受着雨;天刮风了,她承受着风;那老日头更是一日一日地背着……”苦难的二姐又是淳朴善良的。对无人问津的小脏孩,她给予母亲般的关爱;对前来相亲的小伙,她加以体谅,将钱悉数退回……如二姐这般顽强,以一己之力撑起整个家庭,默默承受一切的女性,不止作者原型的表姐,在河南有很多。李佩甫的小说宇宙里,是河南人、河南事,《红蚂蚱·绿蚂蚱》中善良的瞎子舅,《无边无际的早晨》中吃百家奶长大的李治国等,鲜活得就像是自己村里的人一样。05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说不上话就是孤独▼“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这是刘震云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对于“说得着话”的理解。无论家人,朋友还是夫妻,一旦说上话了,人就亲了。反过来,一旦说不上,就没有亲味儿了。《一句顶一万句》电影剧照延津是刘震云的家乡,书中写的就是延津底层的一些人和事,那些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蒸馒头的、当厨子的,唱戏的、当服务员的。书中的每一个人,都因为和别人“说不上话”苦了一辈子,又为了“说得上话”上路寻找,仍困在孤独之中。小说前半部《出延津记》写的是过去:在20世纪的河南农村,孤独无助的老农民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他走出延津。下半部《回延津记》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他走向延津。“说得上话”就不孤独,“说不上话”就是孤独。《一句顶一万句》电影剧照“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小说最后曹青娥说:“我还看穿一件事,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 世上的人千千万,到了走投无路之时,能指上的才有两个人。这个答案或许可以缓解我们几千年来的孤独、寻觅与痛苦。06梁鸿:《中国在梁庄》共通的乡村心结▼对于每个生于乡村,又长于乡村的人来说,乡村始终是连接一个人归属感的纽带。时过境迁,一些乡村消失了,归属感也随着这种变迁再也找不回来。梁鸿在其生命困顿匮乏之时,多次重返故乡,探访梁庄生活内部的驳杂与丰沛,用《中国在梁庄》叙述梁庄生命个体的迁徙与流转。在梁庄,年轻人纷纷进城,出去讨生活,留下老人和孩子;在梁庄,也有一些活在边缘的人,离群索居,或疯疯癫癫,或与村庄格格不入;在梁庄,也有权利争夺,也有政治斗争;在梁庄,一些现代化的东西逐渐进入。梁庄不再只是具体的“梁庄”,而是“家”“归属”和“存在”等等具有本源性词语的象征,它们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需求。梁庄人合影作者说“我终将离梁庄而去,也最终将无家可归”,很多人与她有同样的落寞,同样的感受。因为“梁庄是我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是我的乡愁,也是你的乡愁,是每个中国人化不开的心结。”(图片来源于网络)编辑|李泓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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