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刘蔓小童

八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我在北京西三环拥挤的街道上跑来跑去。累了就走进稍微安静的街道休息。这时,我偶然看到,几步之外,一个面容朴素但不超过20岁的女孩和一个面容朴素但不超过20岁的年轻人,正在拦住一个中年男性行人搭讪。小姑娘能说会道:“先生,我们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我们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钱。你能不能行行好,给我们几块钱买个面包?”那位先生不置可否地“哦”了一声,匆匆从那两个青年身边走过。又来了一位中年女士。女孩一开口,就厌恶地挥挥手,侧身跑开了。接着,两人又先后拦截了几名男女老少,行人的表现几乎一模一样。就在女人和男孩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这两个人鼓起勇气,最终他们做了同样的事情。中年人问:“面包?”几句话。这个年轻人似乎又重复了他的台词;男人掏出钱包,掏出一张十块钱的钞票递给女人。两人的感谢还没落地,那人就匆匆走了。我突然有一种模糊的冲动,想追上那个家伙,和他聊聊。我在一座立交桥下追上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你好,老兄,我能和你说几句话吗?”男的看着我,像刚认识的男青年和女青年:“你好!有什么事吗?”我一时语塞,手忙脚乱地从挎包里找出自己的证件,甚至喃喃自语“我不是坏人,也不是乞丐”之类的话。也许是这句语无伦次的话,解除了那个男人的心理戒备,他笑了,让他原本体面的脸显得更加高贵,我很快恢复了正常。我解释道:“我对一些社会现象有一些想法,比如乞讨、慈善。我想知道你刚才是什么样的心态?哦,应该说,你不怕被骗吗?”都德笑了:“这个不好说。真假,真的不好说。但不管怎样,慈悲和怜悯是每个人都有的,也是每个人都应该表现出来的。就算是假的,也就十块八块钱的事,但如果人家真的有难,这十块八块钱还是能救急的。”这是一个好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请签上你的名字作为纪念。他欣然同意,并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刘通,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还留了电话号码。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回忆和思考,回忆好人刘晓彤的言行,思考乞讨的真相以及其他与弱势群体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公众对这些社会现象的态度。虽然人们对社会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乞讨和公众态度,但首先要明白一个基本事实:乞讨者是社会大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对于他们,公众和政府首先应该给予他们同情和社会关怀。只有在同情的基础上,才有资格和可能为他们对话、研究和实施社会管理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认为个人的善良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要靠政治力量。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个人的善良,解决国家大问题就更加困难。当然,还是有专家深刻的说,要用审美的眼光看待生命现象。在他们看来,猛扑羊群的是狮子,正是通过优胜劣汰和弱肉强食,人类社会才能像动物界一样,剔除老弱病残,留下精英接君,从而使种群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诸如“职业乞讨”、“乞丐和妓女一样,都是懒人”之类的论调,只能由一些管理者来回答,来自普通人的骂骂咧咧,只能让人摇头苦笑。
身体残疾或其他因素无法自助维持基本生存的人,得不到必要的社会救助。乞讨和自立街头卖艺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可悲的是,很多人就像清除苍蝇蟑螂一样,有意无意地把属于社会共同体的弱势人群扫了出去。大家在强势的社会群体面前看不起的眼神,赞赏的恭维;面对天生不幸和后天不幸的弱势群体,他们就像羽毛鲜艳的小公鸡,可以为自己的卑鄙和冷漠找到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十几年前,首都北京,这个古今文明的中心,给我这个新人留下了最深的印象。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回忆起这样的警语,恐怖片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帅气或漂亮的面孔,但阴沉的面孔,警惕的眼神……很多北京人,包括北京的学者,把这种理解鄙视为外省农民对城市文明的迷茫,他们斩钉截铁地说:“农民,进京先学会礼貌”!但我看到的是,各种城市文明都在教人学会如何冷漠,如何为自己担忧,如何自卫。明明是紧张脆弱的灵魂和胆小的不安,还有一种偏执的领土意识。一座笼罩在缺乏基本信任、宽容和爱的海洋城堡总是充满混乱和崩溃的危机。几年前,中国最西化的所谓东方明珠,留给我一个初来乍到的人同样的恐惧。上海美丽的外滩在我眼里已经不再美丽,因为胖警察强行赶走了一个明显精神不正常的河南艺人。到现在,我在上海记得的都是灰色的洋楼,威风凛凛的上海警察,衣衫褴褛无助的河南卖艺人,他尖细的河南坠子的歌声,他沉闷的河南话,还有他傻乎乎的笑容.如果不是上帝的安慰被一个基督徒老太太塞到我手里,我想我会和那个河南老乡一样精神错乱。我仍然保留着上帝给我的安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会慈悲的!他是恩人,永远爱你!”在这个冷漠的城市,回想起另一个城市的冷漠和上帝老人家的温暖,眼里有一种涩涩的感觉。我爱耶稣基督!今天,我又来到了首都北京。本来我以为人到中年心理承受力已经足够了。然而,北京地铁里几乎每次都能听到的稚嫩女声广播,又一次让我在三伏天不寒而栗:我们一起抵制乞讨和卖艺吧。说实话,第一个误会变成了“共同抵制乞讨和卖淫”。我有点不解:听说过长途火车软卧有妓女。如果你在地铁车厢里这么做,你就打不开门闩了,是吗?的确,我在地铁里见过乞丐和街头艺人,有睁着眼睛的老乞丐,也有看不见眼睛的中年乞丐,还有一些在地板上爬行的。残疾青年。所谓乞讨卖艺,不过是拉把二胡京胡,或者端只搪瓷碗,随你施舍。走到你面前了,为了捍卫首都社会秩序和首都光辉形象,为了响应地铁公司号召,你可以义正词严地呵斥乞丐或卖艺者滚开,不要因为他一颗外来的老鼠屎玷污了首都光辉形象,扰乱了首都社会治安,侵犯了你的乘车权利。这样的被伪正义号召烧混大脑疑似有病的“合格公民”、“正义公民”,的确见过,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大多数乘客看到乞丐或卖艺者快要或者已经走到到自己跟前了,就别过脸,装作没看见或视而不见。当然,总有少数乘客慷慨解囊的。至于我自己,我一直坚持认为,即便把职业乞讨者称为骗子,也是不妥的。因此,只要有可能,我不吝施舍。这样说,并非标榜我有多么高尚。施舍了,我是一个存有基本同情心的正常人;视而不见,尤其冷嘲热讽,只能是被恶俗异化的可怜虫的丑陋表演。乞讨卖艺者是否会影响乘车秩序,是否侵犯了他人的乘车权,很难说。即便的确如此,还是要强烈反对公开地以广播的形式号召大伙儿搞什么“共同抵制乞讨和卖艺卖淫”。即便你地铁公司没有如此这般起哄似地吆喝,相信乘客们也会自觉把握权衡的。作为公共管理机构的地铁公司一旦如此起哄,只会误导公众对行乞和卖艺群体的认识,进一步刺激已经产生严重偏差的公众态度,使公众个体和集体人性中的弱点,浊流一般更加无节制地向冷漠的荒原泛滥。南京一耄耋老太乘坐公交车,驶过站点约两百米后,老太太突然手拍车窗要求停车并倒回去,结果,触犯众怒,竟然被一乘客以“无影脚”踹下车。更绝的还在后边,此事一经披露,网民们几乎众口一词地为“无影脚”齐声喝彩,皆对该“南京老太”的不可理喻行为义愤填膺,并为“侠肝义胆者”的暴行找出冠冕堂皇的借口!一名爬上大桥讨薪的农民工,竟然被一名捍卫公共秩序的老者一脚踹下;腾讯网《今日话题》讨论失足妇女的社会弱势问题,竟然有为数不少的男女评论臭骂失足妇女,臭骂编辑……守法?坚守公共规则?都不是,不过一种个人戾气和社会戾气的发作而已!类似的“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人的伪正义”屡见不鲜,只是大多如同一股暗流在人群中蔓延,少数则象上述事件一样公然猖獗。集体冷漠,谁是主要责任人?体制和国民素质孰重孰轻、孰先孰后,恐怕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但是,现有体制下最具操作意义的是,尽快提升国民个体和群体道德素质,弘扬好人精神,树立好人的典型样板作用,让公众中间涌现出更多象刘彤先生那样的平凡好人。要使好人起到模范作用,就必须使好人能够产生权威力量——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力。依旧会有高人高深地说:好人大多是没本事的老实人,让没本事的人拥有权威,会降低社会活力。这样的高深者比比皆是,上上下下大有人在。《资治通鉴》开篇叙周威烈王事,还没说上三言两语,司马光就洋洋洒洒地批讲政治家的德才关系问题。德才兼备的人掌权固然可喜可贺,可惜,这样的人才凤毛麟角。当德才不能兼具,宁愿选择有德无才者,也绝不选择有才无德者。有德无才者也许无力搞得热火朝天,但更不会出乱子;有才无德者一旦掌权,那么,大家谁都别想安生。在几十年社会存在的教训面前,即便最乐观的人士也该转个弯了。当然,这只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政治理想设计,历史大剧从来不是按照美好理想上演的。然而,也正是有了这样被作为正统大道的政治理念对帝王统治的掣肘,才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成为世界政治文明中一个璀璨的组成。当一个时代崇尚“审美”的价值理念,主张“有本事的人”掌权,主张“黑狗白狗,能叼来肉就是好狗”,各种社会问题也就相伴而生了。曾几何时,当意识形态倡导道德光复,许多人直撇嘴:“现在是倡导法制理念的时候,不是搞克己复礼的时候。”全国道德模范、中华孝心好少年评选活动如火如荼,又有人高明地嘲笑:“搞这些都白搭,不同的体制才是激发不同道德善恶的根源。”这些话有道理,误区在于,声言科学的同时犯了科学的大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将道德与制度作为对立的社会治理因素。在平民世界中,失去基本宽容心、同情心和善心的平常人的平常行为,因其广泛和普遍更具杀伤力,更有害于和谐社会建设。其实,宽容心、同情心和善心存在于每个人心中。遗憾的是,扎在一堆儿,这些良心却找不见了,而且彼此都在抱怨他人没良心。这也算是一种集体非理性吧。正是存在着这种集体丑陋,才需要更多刘彤先生那样的平凡好人,让他们作为楷模标杆,去唤醒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真、善和美。“即便是假的,也不过十块八块的事情,但假如人家确实落难了,这十块八块多少还是可以救救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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