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骥谈中国能源转型之策:借鉴国际经验推动市场化改革

为遏制全球气候变暖,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各国都在积极推进能源转型。中国也不例外。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能源转型政策不断。   目前,发达国家能源转型进展如何?中国能源结构转型压力大吗?中国应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更好推进能源转型?围绕这些问题,中新经纬研究院对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进行了专访。   中新经纬研究院: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5月30日发布《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您如何看待这些文件发布的背景和对于中国能源转型的意义?   邹骥:文件指明了中国能源转型全局和部分重要局部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从近期看,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要靠稳增长支撑,支撑基础和前提条件是能源保供和能源安全。建设现代能源体系是基础中的基础,其内涵是用相对较少的能源增长支持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提升能源效率、转变能源结构是核心要义。   不过,当前中国能源排放远未达峰,经济增长还须依靠能源增长,在此背景下,能源充足供应是重中之重。而用什么能源去保增长是问题实质。   从需求侧看,不同产业间能源需求分布正发生变化,过去以重化工业为主的能源需求结构开始演变。虽然重化工业依然是能源消耗大户,但新兴能源需求占比逐渐提升。如,大数据中心能源需求异军突起;再如,随着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消费活动中的能源消费需求增多。能源需求结构日益多样化,支持人民消费生活的能源需求占比不断上升。从供给侧来看,过去十年中,一次能源中非化石能源占比稳步上升至2020年16%左右;电力能源中煤炭发电占比持续下降,水电、风能、太阳能、核能为主的非化石能源占比上升到30%。   在此背景下,建立现代能源体系是保增长、保经济基本盘的基础所在。其特征一是保证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稳定能源供给和能源安全,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的保障都应更安全、更充分;二是能源体系更低碳、更清洁,并且向着更高的非化石能源占比有序衍化。当国民经济、人民生活中能源供给非常丰富,同时非常清洁,现代能源体系就建成了。到2030年中国会有长足进步;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际,可再生能源占比会非常高,一次能源中非化石能源占比可能会达到70%~80%。这是现代化能源体系的基本特征。   中新经纬研究院:中国能源转型的趋势和目标都较为明确了,那么如何实现目标?过渡的路径和过程该如何选择?   邹骥:“十四五”时期是我们全面推进能源体系转型开局的五年,非常关键。首先,要持之以恒地抓节能、抓能效,尤其要探索将信息数字化技术在主要行业中找到节能增效的应用场景;其次,依次推进非化石能源建设,形成非化石能源(主要是风、光、水、核)互补且高占比的体系;再次,考虑如何稳住和优化煤炭和煤电行业的存量,端牢能源的饭碗,处理好眼前稳住存量和中长期逐步退出的关系,严控煤电增量,提前布局部分煤电灵活性改造以配合发展可再生能源调峰,同时布局煤电机组的灾备职能,为煤电长期退出安排循序渐进的路径;最后,要加强智慧电网建设,以应对局地电荒。   总之,能源转型要符合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路径,概括而言:能源系统深度低碳化,终端用能部门电气化。目前,工业、建筑、交通三大用能部门都在努力电气化转型。我们预计,中国电力系统通过20~30年转型,将从灰电为主转化为绿电为主,实现深度低碳化,80%能耗将来自可再生能源。尤其是交通行业整体的电气化已进入近在眼前的起飞阶段。   中新经纬研究院:当前全世界都在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中国“十三五”末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15.9%,2025年目标占比提高至20%。这个目标是不是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结合中国“3060双碳目标”来看,中国能源结构转型压力大吗?还有什么瓶颈?应如何破解?   邹骥:总体而言,中国能源转型步伐非常快。一是成本快速降低;二是中国输电技术迅速发展,比如青海风光水互补大大减缓了风光资源的间歇性、波动性。但压力肯定有,比如当前储能存在瓶颈。不过中国水库水电比较发达,如果把各种水库用抽水蓄能形式储能,就能一定程度解决储能瓶颈。我们估计,目前中国大概有3000~6000万千瓦储能。化学储能,光伏、太阳能热发电、光热发电也有储能功能,未来可多措并举解决储能瓶颈,克服风光资源间歇性。   另一个瓶颈是电网调配,可通过智能电网建设来调节用电高峰。当前,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助推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未来五至十年之后,电动车保有量能够到几千万辆的时候,电动车和电网形成某种互动关系,千万个电动车电池就是一个巨大的储能装置。再加上数字化、智慧网络发展不断打破瓶颈,中国现代能源体系衍化之路会越来越清晰。这些革命都正悄悄发生。   中新经纬研究院:汽车新能源化也是中国能源转型应用的重要领域。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新增注册5.4万多家,光伏相关企业新增注册约2.98万家,这说明您所讲的趋势已经“未来已来”。世界新能源汽车市场格局发展如何?中国能否实现“弯道超车”?中国新能源车的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邹骥:在电动车方面,中国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2021年全世界电动车市场一半都在中国。厂商、产业链、市场都在世界前列。过去几十年中,世界范围内汽车品牌以大众、宝马、丰田、日产、通用、雪铁龙、标志等为主,中国品牌的汽车在包括中国自己在内的世界主要汽车市场上占有率极低。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们从现在的趋势似乎已经可以看到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世界市场上将会有大量中国品牌的汽车。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中国碳中和的时间是2060年,欧美国家是2050年。欧美国家交通行业以高于我们的碳排放占比和早于中国碳中和时间目标年,给其电动车厂商提出更为严格和紧迫的要求。也就是说,欧美国家交通行业的减排目标要快于、严于中国。压力就是动力,这个压力在中国传导到厂商那里也会晚于西方国家,这就存在着电动车企业竞争力、基础设施配套程度的政策和市场助推力相对较弱的风险。   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确保不丢掉这么重要的产业机会值得思考。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未来产业发展关联性须考虑得更为全面。实施“双碳”目标的部署,既要考虑高碳行业部门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低碳部门竞争力的紧迫性。   中新经纬研究院:确实,在当前来看,新能源领域各国步伐都很快,竞争激烈。比如5月18日,欧盟委员会又披露新的能源计划《REPowerEU: Joint European action for more affordable, secure and sustainable energy》表示,到2027年需要额外投资2100亿欧元。其中,加速可再生能源的部署是主要支柱之一。各国能源转型的进展如何?在您看来,中国应如何利用好国际力量和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推动能源转型?   邹骥:欧洲能源转型经验有很多可借鉴之处。国际能源合作的大背景下也会推动中国能源结构转型步伐加快。   一是从发展状态来看,德国是欧洲经济“火车头”,经济体量最大,制造业水平也最高。其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体系中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60%,主要以风光为主。能源转型走在世界前列,而且它依然保持着经济大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形之下,中国电力体系非化石能源占比仅为30%。当然,中国南网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已经超过了60%,但总体还须努力。法国的核电也是久负盛名。此外,英国过去几年中海上风电发展迅猛,成本迅速平准化,接近平价,能源转型走得很快。   二是背后动因也有很多值得借鉴,比较重要的还是政策体系建设。以英国为例,推动电力行业发展的政策、推动市场化改革的举措,以及碳市场建设等都对能源转型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比较而言,中国政府规划、补贴等也都起到很大推动作用。但利用市场机制、电力市场改革等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有些领域可更彻底一些。碳市场的发展与电力系统转型的关联还非常薄弱。   比较而言,美国能源转型步伐相对较慢。尤其是拜登政府推出的总金额达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可用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容十分有限。另外一项旨在更加针对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投资的《重建美好法案》至今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通过,未来可能面临在清洁能源领域缩水和有巨大妥协才有可能通过。不过,美国数字化技术以及技术综合研发能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应用于现代能源体系,包括建筑交通特别是电动车等应用场景方面有巨大潜力。硅谷也有很多相关技术用于智慧城市、智慧建筑、智慧交通领域,非常有前景。若美国的研发能力、资本和中国市场、制造能力结合起来,是非常好的,可为全人类能源转型作出贡献。但是在当前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和打压的情况下,阻碍了中美国际合作。   总之,中国应加快推动体制机制市场化改革,以生产关系变化推动生产力变革。中国绿电交易、碳市场建设还未完全推开,联网综合服务成本如何分摊等问题也须进一步解决。同时,随着非化石能源占比上升,煤电作为以往的能源“压舱石”,其退出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健全,先立后破,稳妥推进。   比如,当前中国煤电机组平均机龄为13年,其经济寿命约30年。也就是说,要在剩下17年中,确保存量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同时推动其转型、改造,将其主要用途转向保供、调峰,产生的成本要分摊到电价中去,以综合服务收益来覆盖。未来二三十年中,随着非化石能源技术日益稳定,装机和发电越来越多,非化石能源“立”起来,就可以“破”。总之,能源转型是系统一盘棋,虽然等不得,但也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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